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信息系2016級攝影專業碩士王偉曾先后供職于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13年,他受邀前往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采訪拍攝,被使鹿鄂溫克人生產生活中的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獨特的氣息所吸引,也正因為這次難忘的經歷,讓他與這個原始部落結下了不解之緣。幾年間,他先后20余次深入“馴鹿部落”進行考察調研,借鑒影像人類學中的田野考察法記錄了大量使鹿鄂溫克人的影像,為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努力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2020年9月,在與《中國攝影報》記者陳曦的訪談對話中,王偉詳細闡釋了這個項目的拍攝意圖和相關故事。
《極寒中的森林守護者》 2020年1月
內蒙古呼倫貝爾
1、供職于中央新聞媒體任攝影記者、圖片編輯近十年后,您又選擇重新回到校園,考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攻讀攝影專業碩士學位,您是如何考慮的?研究生學習的日子里,您主要拍攝哪些題材和項目?
受家庭環境影響,我中學時期就開始接觸相機。本科階段學習時利用課余時間兼職在報社做實習攝影記者,大學二年級時拍攝的新聞圖片就陸續被新華每日電訊、人民日報等媒體選用,這個過程堅定了我畢業后從事攝影工作的信念。憑借實習期間的學習和歷練,在本科畢業后考入央媒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但工作若干年后,發現自己對攝影理論和創作的掌握還很片面,也認識到想要在攝影方面獲得更廣闊的發展必須要經過系統的學習,于是我就在工作之余嘗試考取攝影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后來有幸獲得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攝影專業攻讀碩士學位的機會。
《巾幗“戰疫天使”》 2020年2月
攝于北京
《飛機“化妝師”》 2019年5月
攝于北京
《“復興號”高鐵的“全科醫生”》
2018年12月攝于吉林長春
在清華美院學習的日子里,我將自己“歸零”,從傳統銀鹽攝影拍攝和暗房基礎知識學起,逐步過渡到“大畫幅攝影創作方向”。在拍攝內容上我結合大畫幅相機的優勢,主要在人物肖像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學習。三年的時光里,導師馮建國教授的精心栽培,使我在攝影創作方面的能力獲得了極大的提升,也對于我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思路。與此同時,這一階段的拍攝創作的攝影作品先后在各類展覽、評選中入選,由此也使我在攝影領域獲得了更多的可能。
2、本科畢業后,您供職于中央新聞媒體任攝影記者、圖片編輯,從事新聞攝影近十年的您對于新聞攝影有哪些感受?
影像數字化的發展對于攝影技術來講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從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攝影門檻,圖片發布更具實時性特點,媒介形式更加多樣化。但同時,也在網絡環境下給新聞真實性帶來非常大的挑戰。新聞攝影工作者需要在提升新聞綜合素養的同時不斷跟隨數字化背景發展,努力提升攝影記者本身攝影能力,具備“現代化攝影”和“全媒體傳播”的要求。
近幾年來,我用相機記錄了社會變遷中近百個行業的人物故事。我認為,所謂記者,并不僅僅是新聞事件的記錄者,更應該是社會變遷的記錄者。記者到基層采訪拍攝,不僅要求我們記錄新聞事件、記錄社會發展,更應該記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故事、細節。只有把無數的細節和故事拼湊起來,才能形成一部社會發展史,我們才能真正地成為社會變遷的記錄者。
《“京城”最后一位“鋼筆醫生”》
2018年6月攝于北京
《森林警察守護林海28年》 2018年7月
攝于內蒙古呼倫貝爾
《博物館里的“醫生”》
2020年5月攝于北京
《排爆手:生命線上的逆行者》
2018年12月攝于北京
《飛機維修師》 2015年7月攝于北京
《相機醫生》 2017年7月攝于北京
《長江畔造船人》2019年12月
攝于江蘇南京
3、您創作的項目《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當初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將鏡頭對準這個部落,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通過這個項目的拍攝,您希望向觀者傳遞什么?
2013年,我作為媒體人受邀前往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進行采訪拍攝,使鹿鄂溫克人生產生活中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獨特的文化氣息令人動容,而許多年輕一代的使鹿鄂溫克人又選擇了山下的現代生活。職業的敏感性讓我意識到這是一種瀕危的文化形態,便萌生了利用影像媒介為后人留下這份珍貴文化遺產的想法,這也揭開了“敖魯古雅影像之旅”的序幕。此后的幾年中,我先后二十余次深入“馴鹿部落”進行考察調研。借鑒影像人類學中的田野考察法,在不同季節深入使鹿鄂溫克人居住地,將自己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在真實記錄的基礎上,融入他自己對使鹿鄂溫克人的理解,通過藝術攝影與紀實攝影的鏡頭語言,為最具代表性的 34 位使鹿鄂溫克人創作時代肖像。2018年,該影像創作項目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的立項資助,加快了項目的推進。
在為使鹿鄂溫克人拍攝人物肖像時,部落中最后一位老酋長的兒子何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為我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空閑時他便拿起隨身攜帶的口琴為我們吹奏一曲曲動人的旋律。曾經,獵槍和口琴是何協的兩個寶貝,放下獵槍后,口琴就再也沒有離開他的身邊。我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他的口琴聲中清晰地感受出他的無奈與憂愁,好像是在為像他父親一樣的馴鹿鄂溫克人在哼鳴——那些為了馴鹿的生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輩們,很難忘也很感動。
在早期紀錄使鹿鄂溫克人的影像中,我們可以看到使鹿鄂溫克人狩獵使用的獵槍、野鹿哨和樺樹皮船,盡管它們都已塵封在歷史中。但透過影像來了解民族文化,直觀、準確又具體,能為后人提供非常好的歷史記載和學術研究資料。使鹿鄂溫克人在千百年來的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狩獵文化、熊文化和薩滿教文化等極具獨特性,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貴的民族文化形態已成為瀕危文化并逐漸走向消亡。這次項目的創作是對瀕危少數民族文化的搶救性記錄和保護,能為今后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王偉工作照
4、在您的《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項目中,既有紀實手法拍攝的部分,又有使用大畫幅相機表現部落人像的部分,使用截然不同的兩種手法呈現,您是如何考慮的?
使鹿鄂溫克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用智慧和雙手創造出了極其豐富而優秀的民族文化,從而為悠久的華夏文明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內涵。他們的馴鹿文化涵蓋生產關系、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社會制度、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由此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文化體系。在項目創作中,我選擇使用紀實攝影的方式,目的在對被攝者生活狀態不進行“干預”的情況下,更加真實的還原使鹿部落中的文化和獨特的生活方式。
在民族肖像部分的拍攝中,我采用的是大畫幅相機(4×5 英寸)和黑白膠片這一傳統的攝影方式進行創作。大畫幅相機的特性在于無可比擬的視覺震撼力,尤其在展現人物肖像方面,人物面部的皮膚紋理、表情細節都能清晰地展現出來,給照片前的觀眾帶來一種逼人深思的力量。
使鹿鄂溫克人彌足珍貴的面孔在通過大畫幅相機拍攝后,利用現代數字影像技術對底片進行掃描、輸出,最后再利用早期古典濕版攝影術翻拍,最終將這一民族肖像緩慢定格在錫板的感光乳劑藥膜上。
選擇古典濕版攝影術作為最后的展現形式,其實是受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啟發,他曾在《攝影小史》談到早期相片時說,“這些相片雖然樸實單純,與晚近的相片比起來能夠產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響力,曝光過程使得被攝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間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長時間的曝光過程里,他們仿佛進到影像里頭定居了;這些老照片與快拍照的暫留掠影形成了絕對的對比……早期的相片,一切都是為了流傳久遠,這也正是濕版攝影術的魅力所在?!焙唵蝸碚f就是,古典濕板攝影術由于感光材料的不確定性和成像的緩慢過程,使得作品中的人物肖像具有了獨特的美感和歷史的厚重感。正如使鹿鄂溫克人彌足珍貴的民族面孔,獨特、稀有、歷史感。同時,我也想以這種古典的攝影方式向歷史致敬,為使鹿鄂溫克人留下時代肖像。
王偉工作照
5、除了馴鹿部落這個項目,您目前還同時進行的其他項目嗎?請您簡單介紹。
從2012年起,我將鏡頭聚焦于社會變遷中即將消失的行業和相關的人物故事,如大興安嶺深處的“伐木工”、城市里的“鐵皮裁縫”等等。相機記錄下的這些職業,就像是特定時代的一個切片,具有某種“全息性”,經過歲月的洗禮,將成為一個時代的珍貴記憶。
6、疫情期間,可能外出拍攝的時間減少了,您會有更多的精力去考慮自己未來的拍攝方向,可否介紹您接下來的拍攝計劃?
《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這一項目在實際拍攝階段用了近三年時間,創作過程充滿艱辛和波折,能夠取得階段性的成果是與許多人的幫助密不可分的。但相對于使鹿部落深厚的文化底蘊,項目創作本身所承載的內容量卻遠遠不夠。
使鹿鄂溫克人是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特殊的少數民族群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用智慧和雙手創造出了極其豐富而優秀的民族文化,在寒溫帶地區的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但隨著使鹿鄂溫克人下山定居以及同現代社會的廣泛接觸,他們年輕的一代已經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未來的幾年中,我會利用大畫幅相機去解讀和講述“新時代使鹿鄂溫克人”的故事。
《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系列,2018年
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圖、文:信息系2019屆攝影專業
碩士畢業生 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