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3日下午，“中國·德國藝術家對話——國際藝術論壇”在銀川當代美術館報告廳舉行。自“銀川對話”開展以來，每年都會隨展舉辦兩國藝術家對話的國際藝術論壇，讓兩國藝術家在跨文化語境下進行深入對話，以版畫對話世界。
論壇現(xiàn)場
中國國家畫院版畫院副院長，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代大權應邀在論壇上進行分享，主題為：“人和事的比較一一中德版畫交流展”。
代大權先生作為這次中德藝術家對話的學術主持，來自德國的藝術家約翰納斯·奧夫德雷克、羅伯特·哈特曼、克里斯托弗·漢斯、尤里克·艾米麗·吉爾·哈特曼 ，和中國藝術家楊越、李寶泉、陳琦分別進行主題分享。
代大權教授在分享中談到，1845年12月7日，一個叫費爾迪南多·阿道夫·朗格的人走進格拉蘇蒂小鎮(zhèn)，他要在此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朗格手表廠。一開始朗格只雇傭了15位工人，許多事只能親歷親為，這也正是讓他享譽世界的原因和開始。他始終堅守著德國精密制表業(yè)先輩留下的傳統(tǒng)，堅持只做“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鐘表”的理念。
朗格表在世界上或許知名度不如百達翡麗、江詩丹頓，但其技藝以及價格皆為世界頂級，它腕表的年產(chǎn)量也極低，每年都限制在數(shù)千枚之內，只為每一只腕表都是最優(yōu)秀的作品。
說起德國，大家的第一印象常常不是風景，不是人文歷史，不是絕世美食，甚至也不是藝術、不是版畫，而是“德國制造”，這四個字代表著“可靠”“質量”“信譽”等美稱。
德國的機械制造，包括汽車工業(yè)領域與精密儀器在世界上長期保持著第一的位置，難以撼動。而作為精密儀器的腕表，德國的制造能力也是極其出眾的，在與瑞士制表業(yè)的針鋒相對中，絲毫不落下風。這也是朗格手表的價值體現(xiàn)。
而“德國制造”的背后，則是德意志民族、德國人的認真踏實的性格體現(xiàn)，如果德國制造在物質層面令人信服，德國創(chuàng)造，德國的文化與藝術則為人們從精神層面去解讀這個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形象的平臺，人與人比較的平臺。
舉辦中德版畫交流展正是基于這樣一個顯性的目的。同時還有一個隱性的目的，在兩國文化與藝術的比較中，還蘊含著一個無形的“事”的比較，從人到事，再由事及人，反復的過程即是深化的可能。
人是有始終的，白駒過隙也罷，歲月蹉跎也罷，都得收攤走人，但事就不一樣了，人還沒走事卻完了，或人早走了事卻沒完，事總比人更耐活，這都是因為事是在比較中呈現(xiàn)生命質量的。人可以左右事的空間，但決定不了事的時間，這是因為事是在比較中生存活自已的。比如我們現(xiàn)在做的中國與德國的版畫交流展，不管我們在或不在，兩國的文化通過版畫，會一直交流比較下去。
國與國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或許能有許多交流的方式，而藝術，而版畫，就是其中最有想像力的方式。直抵胸臆處的方法，人們用藝術用版畫交流，省去了投入的成本，因為藝術本身就排斥功利，免除了語言的介紹；因為藝術語言是通用的，避開了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的糾纏；因為藝術是開放的，來去自由，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藝術，沒有版畫，也能活得胖胖的，但精神的瘦弱和貧困總會在不經(jīng)意間現(xiàn)形，比如哄搶打折商品，比如絲巾墨鏡剪刀指，比如喧囂跋扈嘎嘎笑，我們現(xiàn)形之時，正是遠離文化之際。
藝術如果沒有更多的比較，對藝術家自己也將非常不利，許多藝術家的藝術語言，常常在引人注目的同時，就開始了固化，當他試圖讓更多人注意到他時，探索甚至創(chuàng)造都是最有效的手段。但當終于引人注目后，名利已漸漸成為目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連手段都不是了，重復還是重復便成了必然。類似語言的固化當然反映了思想的僵滯，也可以反過來看，思想的固化反映了語言的僵滯，盡管語言還在闡述事物，甚至許多不同的事物，但己看不到思想的痕跡，僅為闡述而闡述，僅為說明而說明。這樣的藝術作品常常因缺少更遠更不同的比較，并不自知自己的固化與僵滯，身邊利益的吹捧、虛偽的奉承或明知是坑卻絕不挑明的客氣，都經(jīng)不住這樣的展覽所形成的一次真誠直白的比較。
最后，代大權教授指出，自古就有“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之嘆，是因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比較有如“朝來寒雨晚來風”一般讓人不得安寧，也唯其如此，才進步，才發(fā)展，才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的藝術的比較。
右一為代大權教授
代大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副主任，中國國家畫院版畫院副院長，中國美協(xié)版畫藝委會副主任。曾獲中國美術金彩獎金獎，全國版畫展金獎，全國全軍美展一等獎，中國版畫魯迅獎等。
（圖、文：繪畫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