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022首屆物質文化與設計研究青年學者優(yōu)秀論文評議結果公布，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博士研究生周少華（指導教師：藝術史論系副教授 陳彥姝）論文《明代云南雕漆再考》榮獲第一組工藝美術史研究一等獎。
《明代云南雕漆再考》
在明代雕漆產區(qū)中，云南當年可能地位重要，前輩學人曾提出，明代雕漆有兩個地區(qū)系統(tǒng)，一是嘉興，另一就是云南?？上?，因為文獻史料稀少、作品不易確認，且在今日云南已難覓當年遺存遺跡，此前的探討不夠細密深入，云南雕漆的問題一直撲朔迷離、難以澄清，就明代漆藝乃至工藝美術研究而言，不得不說是個遺憾。本文即著眼于這一研究薄弱之處，試圖通過縷析核心文獻，結合相關作品，進一步揭示云南雕漆的歷史面貌，并期拋磚引玉、求教方家。
一、文獻再檢視
已知直接述及云南雕漆的文獻集中于元明時代的鑒藏類著述，今見最早的介紹出自王佐（主要活動于15世紀上中葉）增補的《新增格古要論》：
剔紅器皿，無新舊，但看朱厚色鮮，紅潤堅重者為好，剔劍環(huán)香草者尤佳?！裨颇洗罄砀?，專工作此，然偽者多。南京貴戚多有此物，有一等通朱紅，有一等帶黑色，好者絕高，偽者亦多，宜仔細辨之。[1]
假剔紅，用灰團起，外用朱漆漆之，故曰堆紅，但作劍環(huán)及香草者多，不甚值錢。又曰罩紅，今云南大理府多有之。[2]
王佐校增曹昭（活躍于元末明初）《格古要論》，起于明景泰七年（1456）四月，迄于同年七月，后在天順三年（1459）付梓，以上記述反映的最可能是明代前期情形。文中說，云南大理府人善造剔紅，但其中假的不少，假剔紅用灰團起堆花，常飾劍環(huán)、香草紋樣，價格低廉，而據(jù)原文標題，假剔紅即“堆紅”。
到弘治（1488-1505）末年，宋詡（約活動于15世紀下半葉至16世紀上半葉）關于云南漆器品種、紋樣的說法出現(xiàn)幾點變化：
雕漆。云南造，多花草，有棱角，無劍環(huán)，不及剔紅黑者渾厚圓滑?！?/p>
累漆。云南作，似滑地西皮，其漆乃煮過者為之，器亦堅固。今徽州以漆面為花，制尤堅久。一種堆紅者，則累漆之贗也。[3]
宋詡仍說云南造“雕漆”，但紋樣無劍環(huán)，且提到了作品多棱角、不渾厚，已知的材料里，這是首次，只是他將雕漆與剔紅、剔黑并列，認識與今天不同。下條又記，云南也造累漆，而堆紅是累漆之贗，這與《新增格古要論》堆紅是假剔紅之說抵牾。
到晚明，高濂（約活動于嘉靖至萬歷間，即1522-1620年前后）對明代云南雕漆風貌的描述更加豐富具體：
……（雕漆）民間亦有造者，用黑居多，工致精美，但幾架、盤、盒、春撞各物有之，若四五寸香盒以至寸許者絕少。云南以此為業(yè)，奈用刀不善藏鋒，又不磨熟棱角，雕法雖細，用漆不堅，舊者尚有可取，今則不足觀矣。有偽造者，礬朱堆起雕鏤，以朱漆蓋覆二次，用愚隸家，不可不辯?！璠4]
高濂稱云南剔紅不善藏鋒、不磨熟棱角，與宋詡的描述一致，此外又補充說“雕法雖細，用漆不堅”。他也提及偽造的剔紅，由所述工藝推敲，當與《新增格古要論》相合。
在品種、風格之外，晚明的沈德符（1578-1642）在云南漆藝史的梳理上有所貢獻：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1403-1424）、宣德（1426-1435）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眾口賤之，謂為舊云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zhí)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云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織諸技，甲于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為郡縣，滇工布滿內府，今御用監(jiān)、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后漸以銷滅，嘉靖間又敕云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云南，又加果園廠數(shù)倍矣。諸骨董默不能對。[5]
據(jù)沈氏所言，云南漆作興起的基礎，是唐代中葉大理國破成都后擄掠的百工。持相似觀點的另有李日華（1565-1635），他說，“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認為這固然有“地饒精鐵、沙石、璣貝，易于綴飾”的原因，更要緊的在于“唐時酋王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流傳有法”[6]。關于云南漆作的肇始，這是兩份珍貴的意見。而對本文，沈德符有關元明時代的縷述更有意義：明代云南平定，當?shù)仄峁みM入內府，服務宮廷，此后逐漸消亡，嘉靖間（1522-1566）又命云南揀選送用。他還提到，當時有些古董家對云南雕漆的印象大致是漆光暗淡、刻紋樸拙。
二、年代、品種與風貌考辨
討論明代的云南漆器，以上幾則材料最為關鍵，在另外一些文獻，如王三聘（1501-1577）《古今事物考》，劉侗（1593-1636）、于奕正（1597-1636）《帝京景物略》，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中，也能見到與之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字，但它們當系承襲抄錄，實際并無新意、乏善可陳。上引材料提供的知識已經不少，但說法有時很模棱，意見有時不統(tǒng)一，與遺存的實物也不能完滿對證。若結合其他材料，則以下幾個問題還可繼續(xù)探討。
1. 年代
沈德符說，云南漆工明初布滿內府，嵇若昕循此記載，經由表征分析，指出山東鄒城明魯荒王朱檀（1370-1390）墓出土的剔黃筆管應系明初滇工之作[7]。推測即使屬實，此例也為孤證，云南派漆作在明初的發(fā)展脈絡仍然太過朦朧。相比之下，如今對于明中期的知識稍多，關于曾任職云南的官員應履平（？-1453）的一段記載至為珍貴：
應履平，字錫祥，奉化人?！F州按察使，奉敕同兵部尚書王驥、平蠻將軍蔣福帥師征麓川，有功，升云南左布政使。時有太監(jiān)奉命監(jiān)造剔漆器皿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平諗其將訖工，別造私物，密疏欽造數(shù)完，或且止，或加造，奉旨：“畢造，起送部”。檄至，履平懷之，中道馳入，太監(jiān)怒叱之，對曰：“奉旨，請回京”，出文以視，遂解一方倒懸?！璠8]
“剔漆”顯系雕漆。按《明英宗實錄》，應履平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在正統(tǒng)三年（1438）七月[9]，則在此之前，云南已有太監(jiān)在奉命監(jiān)造雕漆進用。北京與云南之間，千里迢迢，跋涉艱險，器用傳辦、送交實在不易。聯(lián)系沈德符的說法，依常理推想，倘若宮中仍有云南漆工，則應該不必去當?shù)卦燹k，倘若宮中曾有云南漆工，則到此時恐怕已消亡殆盡。另外還可注意的是，英宗皇帝（1436-1449[年號正統(tǒng)]、1457-1464[年號天順]在位）年少登極，到正統(tǒng)三年，也不過十二歲，在位之初，太皇太后張氏臨朝，“三楊”等勛舊輔政，朝野尚稱清晏，且按照當年士大夫集團的政治品格，造作的旨令如經外朝傳下，一定會遭到極力的勸阻。對于此事，最易產生的推測有兩個。一是它系此前宣德年間的遺留。但在明代，每逢新帝即位，總要與民更始，即位詔中，循例要下令停止各項采辦和造作，若有監(jiān)督內官，也要從速回京。宣德時派造而正統(tǒng)初未停，以及停后重啟，現(xiàn)在都沒有史料證明。另一個推測是，這確實是正統(tǒng)朝派下的造作，不過它并非出自外朝動議，而是源于內府的主張，或者是由內府徑直將旨意傳達到地方。在明代中期，這類操作有事例可尋。
弘治五年（1492），宮中命陜、甘二處織造彩妝絨毼曳撒數(shù)百事，引來了監(jiān)察官員的諫阻，依奏議所言，旨令的下達系由司禮監(jiān)傳寫帖子，而外朝的工部未曾經手。文中還推測，皇帝之所以這樣操作，可能是因為心有不安[10]。盡管這則記載的時間較晚，但仍有參考價值，正統(tǒng)初年令云南供用雕漆器皿，或許也是有此心理、走的這條路徑。于此，還可考慮的是正統(tǒng)朝司禮監(jiān)的一個重要執(zhí)掌者及其與英宗皇帝的密切關系。此人就是明代幾個擅權干政的大宦官之一——王振（？-1449），英宗即位后，他即掌領司禮監(jiān)，由于為人黠慧、曾經陪侍青宮，很受皇帝信重。后來的跋扈乖張在早期即有跡象，以至于他險些被太皇太后處死，罪名就是“侍皇帝多不法”[11]。在不法的諸事里，或許就有鼓動年少的皇帝，亂開艱難的造作。
既然云南還能承接派造，則當?shù)孛耖g的漆作此前應有不小的能力，之后，也可能長期維持，弘治三年（1490）八月間的一則奏陳隱約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巡撫云南都御史王詔等奏：故鎮(zhèn)守太監(jiān)王舉，不遵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fā)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镕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用，其寄養(yǎng)象只，堪充儀衛(wèi)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官，令出馬以給驛遞。得旨：并解送來京。[12]
王舉鎮(zhèn)守云南，他造來進貢的漆器相信就是產在當?shù)?，很可能包含雕漆。由時代稍前的這些材料分析，沈德符所言嘉靖時云南又受命遣送工匠，大概是實。
2. 品種
圖1 明中期 滇南王松造
剔紅文會圖方形委角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弘治 尹祿造
剔黑花鳥大盤
原日本私人藏
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編：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頁69
幾條文獻都說，云南造雕漆，這無可懷疑，出自滇工之手的剔紅現(xiàn)在還有保存，學界多已熟知，即北京故宮博物院那面“滇南王松造”的文會圖方盤。（圖1）上引文獻還幾次提到云南多作摹仿剔紅的堆紅、罩紅，做法是以礬朱、灰團堆起花紋，然后罩漆?！恩埏椾洝穼Χ鸭t工藝的記述與此大同小異，王世襄先生進一步解釋說，剔紅表里一致，堆紅則里外用料不同，剔紅刻后刀法盡在，堆紅則刻后罩漆，花紋不免臃腫，較難生動流暢[13]。按宋詡和高濂的文意，云南雕漆起碼還包括剔黑。而今，相信為滇工作品的剔黑也有披露，如原為日本私人收藏的一面花鳥紋圓盤，其邊緣有刻銘“弘治年滇南尹祿造”[14]。（圖2）據(jù)悉，藏于日本的明代剔黑中，還有些未退光、未打磨、外底較粗糙的作品，它們被通稱為“云南雕”[15]。名稱容易令人將之視為云南雕漆，但事實如何，仍然成謎。
《宋氏家規(guī)部》稱，云南所造的累漆近似“滑地西皮”，這說的該是花紋效果。在同卷中，恰也記載了滑地西皮，說“花底如仰瓦光澤，而且堅薄不露素地”。但這個解釋并非原創(chuàng)，它的源頭應在曹昭：
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其色如膠棗色，俗謂之棗兒犀，亦有剔深峻者，次之。……[16]
可見，《宋氏家規(guī)部》所稱滑地西皮，實為這里描述的剔犀。由此，依宋詡所說，累漆面貌即近于剔犀。又，“累”與“堆”意義接近，《髹飾錄》對堆漆有記述。按楊明的注解，堆漆有復色之法，指花紋用漆分幾次堆成，每次更換漆色，完成后花紋側面露出有規(guī)律的不同色層，很像剔犀。這又正與累漆近似剔犀的說法呼應，看來，累漆極可能就是堆漆。但宋詡還說，堆紅是累漆之贗，在此，他區(qū)分真贗的標準想來當與王佐一樣，也是用料，累漆堆花全用漆，而堆紅里用漆灰、在外罩漆。
3. 風貌
作為明代重要的鑒藏著作，《燕閑清賞箋》的意見影響頗大，它對云南剔紅風格的形容曾被數(shù)次轉抄。相信就是受了這些文獻的引導，以前見到特征如上述的明代雕漆，專家常常會將它與云南作品聯(lián)系，不善藏鋒、用漆不堅，儼然云南雕漆的判定標準。
但明代的云南雕漆應當不只有這種面貌，“滇南王松造”剔紅文會圖方盤就恰好是個證據(jù)。王世襄先生早已指出，這只方盤的刀法實屬圓潤一路，風格與宣德朝作品相似，盤邊花卉更是明代早期的做法。由此即知，明代云南雕漆的風貌并不單一，也有明人推重的刀法圓潤的一類。沈德符也認為，“若得舊云南”，可“加果園廠數(shù)倍”，依照文意，“舊云南”當系嘉靖間再募滇工以前，即明代早中期的產品。而專家此前正相信，剔紅文會圖方盤的年代應在明中期?？傊?，云南雕漆應受過嘉興派的影響，有些作品的風格屬圓潤渾厚，在晚明，它們尚能得到文士的認可。按《宋氏家規(guī)部》，至遲到其成書的弘治末年，不善藏鋒已成為明人眼中云南雕漆工藝的突出特點?；蛟S在此后的發(fā)展中，云南雕漆更多采用新的刀法，終使爽利之風后來居上，圓潤一路退出主流。當然，還該說清，盡管這面文會圖方盤確屬滇工制作，雕刻圓潤渾厚，但它終歸是個孤例，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對其價值，不宜過高估計。
圖3 剔黑花鳥大盤局部
取自保利藝術博物館編：
《宋元明清漆器特展》，頁71
對于認識明代云南雕漆的主流風格，上引近年發(fā)表的“弘治年滇南尹祿造”剔黑圓盤相信頗有意義。此盤在紅漆地上滿雕黑漆紋樣，題材為菊花、蓮花、石榴花、梔子花和飛旋、棲息的鳥雀，鳥雀形象甚不醒目，這些花卉是絕對的主體。專家先前已指出，它的漆層較薄，紋飾細部多采用斜刀陰刻，線條流暢縝密而快利。（圖3）比這更易覺察的是，其花紋繁滿細碎，和元明時代嘉興派的圓潤渾厚迥異，而與高濂所言云南的雕法之“細”契合。在沈德符的時代，古董家們非常推重永樂、宣德間嘉興派主導下的官府雕漆，對被認作舊云南的那些則“眾口賤之”，也可見兩類作品風貌必然不同。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文中已經提到云南的“漆光暗而刻文拙”。剔黑圓盤的雕刻其實頗精細考究，難以納入拙的行列，但它滿密細碎的裝飾面貌畢竟與永、宣時代的作品有別，不合于古董家傾心的圓潤渾厚，在中晚明，這個特點或許也曾成為時人眼中云南雕漆的短處，令它們不被愛重。
圖4 明中期 剔紅飛龍紋圓盒
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中期
剔紅穿花龍紋雙耳扁瓶
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中期 剔紅松竹梅草蟲紋圓盒
故宮博物院藏
“弘治年滇南尹祿造”剔黑圓盤或能成為可資比照的標準器，用來分辨可能屬于云南一派的雕漆。因為缺乏可靠的實物對照，以往學者盡管會推測那些用刀露鋒、紋帶棱角的明代雕漆為云南作品，但有時仍要慎重地表示，證據(jù)不足，尚待查考。這類器物的典型可舉北京故宮舊藏的一組剔紅，包括碗、盤、盒（圖4）、扁瓶（圖5），主題紋樣有松竹梅、雙龍、雙翼龍、雙螭、雙獅、四獅、盤長靈芝等。一些輔紋非常特殊，如其中一件松竹梅盒上，點綴著蜂、蝶、螳螂、蛙、蜥蜴（圖6），它們極少見于明代官府雕漆，專家稱具有民間鄉(xiāng)土趣味[17]。前人已注意到這組剔紅的刀不藏鋒與文獻相符，而其繁密的構圖、板平的紋樣與這面剔黑圓盤近似，頗能左證它們產在云南，或出于云南漆工之手。
圖7 明中期
剔紅纏枝蓮紋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中期
剔黃纏枝蓮蟠螭紋棋子盒
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中期
剔紅歲寒三友圖圓盤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10 明
剔黑歲寒三友圖委角方盤
安徽博物院藏
圖11 明中晚期
剔紅松竹梅委角方盤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12 《營造法式》
（故宮殿本書庫鈔本）
劍環(huán)紋結構摹繪
綜合參照這些器物雕飾的技法、構圖、題材特征，在已知的明代雕漆中，能進一步推定幾件屬于云南作品，例如此前曾被專家懷疑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剔黑纏枝蓮紋圓盒，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剔紅纏枝蓮紋碗（圖7）、剔黃纏枝蓮蟠螭紋棋子盒。（圖8）另外，還有國博的剔紅歲寒三友圖圓盤（圖9）、安徽博物院的剔黑歲寒三友圖委角方盤（圖10），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剔紅松竹梅委角方盤（圖11），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剔黑牡丹紋圓盒、根津美術館的剔紅獅子牡丹紋圓盒、岡山美術館的剔紅菊花紋圓盒、大和文華館的剔紅麒麟紋長盤[18]等。其中，安徽博物院和大都會博物館兩件方盤的紋樣題材、風格與盤沿的竹節(jié)式造型竟幾乎完全相同，區(qū)別大致只在漆色，兩者的關系顯然特別緊密，不排除有出于同一作坊乃至同一漆工的可能。
圖13 南宋 銀梅瓶
四川德陽孝泉南宋窖藏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圖14 南宋 剔犀菱花形執(zhí)鏡盒殘片
福建閩清白樟鄉(xiāng)南宋墓出土
福建省閩清縣文化館藏
最后，關于云南雕漆的紋飾面貌，另有一事需稍加申說。王佐記述，云南的假剔紅多作劍環(huán)、香草紋樣，宋詡則稱，云南“雕漆”多花草、無劍環(huán)。劍環(huán)、香草系指線形紋飾，現(xiàn)在大體確定，要說的是劍環(huán)原本的形式與概念。王世襄在批注《髹飾錄》中“剔犀”一節(jié)時，以計成（1582-？）《園冶》所附劍環(huán)式圈門的圖案，來推測黃成所記的“劍環(huán)”樣貌，后繼學者有時也遵從此說。而在今天的海外學界，被認作“劍環(huán)”（pommel scrolls）的紋樣，則是中國學人習稱的如意云頭，這一判斷相信得自一些時代較晚的有關中國古兵器的圖示，不為無據(jù)。然在《髹飾錄》原文里，劍環(huán)與絳環(huán)、重圈、回紋、云鉤并舉，雖然都應是線形紋飾，但具體樣式當有不同。又，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論“香合”時提到，“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為上，古有一劍環(huán)、二花草、三人物之說”[19]，細推文意，似乎劍環(huán)之名由來已久。而在北宋李誡《營造法式》的彩畫紋樣中，確實早有“劍環(huán)”一名。它整體作對稱多曲狀，一端彎曲斗合，一端聚結出尖（圖12），在當下很多學人那里，這種紋樣也會被稱作如意云頭。建筑裝飾與工藝美術紋樣的相通之處不乏其例，如《營造法式》的彩畫紋樣就多見于宋遼絲綢，裝飾形似劍環(huán)紋的銀器曾經出土（圖13），而紋樣相仿的剔犀也已發(fā)現(xiàn)了。（圖14）看來，劍環(huán)紋的本來面目很可能如同《營造法式》所畫，只不過到后來，它所指代的紋樣或許又有擴展，乃至能夠代表線形紋飾，與花草、人物相提并論。
盡管宋詡稱云南雕漆無劍環(huán)，但他所說的雕漆是與剔紅黑器并列的一種，并非今日認為的雕漆，故而不能以此否定王佐的記載。劍環(huán)結體簡單，雕刻不難，且據(jù)文震亨之言，其地位一度很高，而現(xiàn)在遺存的豐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年制作的繁盛，云南雕漆不做劍環(huán)似乎不合情理。還該注意，劍環(huán)等線形紋飾多用于剔犀，相信云南的雕漆也包含了這一品種。
三、正德款剔紅圓屏刻銘獻疑
圖15 明正德 柴增造 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 上海博物館藏
圖16 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刻銘
帶正德紀年銘的漆器，長期以來未聞發(fā)表。那面“正德丁卯黃陽柴增造”剔紅人物樓臺圖圓屏（圖15）刊布的契機，是上海博物館2018年11月舉辦的“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展覽?？蹄懙奈淖譃椴┪镳^專家釋讀，由圖片分辨，“正德丁卯”“陽”“柴增造”八字較為清晰，沒有疑義，但“黃”字有所模糊，準確與否，還有商榷的余地。（圖16）
參照其他明代雕漆上的刻銘，如“平涼王銘”“平涼王琰”“滇南王松”來看，工匠署名之中的籍貫，一般是府級或以上。然檢索明代地方行政區(qū)劃，非但黃陽府遍尋不到，在更低層級的單位中，也沒有符合的地方。故對“黃”字的認讀，或許有誤。此字更可能是“貴”，在字形上，它與圖片所示亦非常相像。而《萬歷貴州通志》所載貴陽府的“方產”之中，明確記有“雕漆器”[20]。雖然這則文獻的時代較晚，但工藝品種極少驟然出現(xiàn)，況且，依方志所載，雕漆造作在貴州并不罕見，說明它在當?shù)貞行﹤鹘y(tǒng)，故藉以推斷正德前后貴陽等地出產雕漆，或出過雕漆工匠，應該合情入理。所以，判斷那位柴增出自貴陽并非臆測。而且，從刊布的圖片觀察，這面圓盤的漆色不甚紅亮，較為暗淡，與晚明古董家眼中云南雕漆“漆光暗”的特點似可對應。貴州與云南毗鄰，雕漆風格相信會受其影響，柴增甚至有可能也屬滇工一派。但話說回來，以上只是一種質疑和猜測，銘文究竟是作“黃陽”還是“貴陽”，尚待方家再予嚴謹?shù)谋嫖雠c求證。
尾語
在以上討論當中，先行檢視的幾則文獻很受倚重，它們成為考證、分析的基礎。文獻固然珍貴，但局限在所難免，比如鑒藏類書籍的作者不見得熟悉工藝，王佐和宋詡關于假剔紅的認識就產生了分歧。對于倚重這類文獻的危險，本文并非全無意識，之所以仍如此展開，則多緣于史料稀少的無奈。文中依據(jù)刻銘器物風格，區(qū)辨疑似云南雕漆作品，亦嫌說服力度不足，尚且只能作為猜測。另外，海內外的公私收藏一時難以搜羅齊全，以上援引的實物還不甚豐富，加之筆者不曾從事工藝制作，也沒有機會上手觀摩作品，因而對于實物缺乏直觀認識，寫作僅能藉助文獻記載和實物圖像，解說的深度當然難與漆藝工作者和文博機構學人相比?？傊?，限于資料和學力，本文的論述一定不免偏頗，甚至多有錯漏。
云南雕漆的問題已困擾學界有年，期待新研究的推出，令其歷史面貌更加清晰，也渴盼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能從根本上解答關于它的眾多困惑。
注釋：
[1]（ 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據(jù)清光緒間李錫齡輯刻《惜蔭軒叢書》本），卷8，〈古漆器論·剔紅（后增）〉，頁257。
[2]（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卷8，〈古漆器論·堆紅（后增）〉，頁257。[3]（明）宋詡，《宋氏家規(guī)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jù)明刻本影?。?，〈整備簿籍·長物簿·漆類〉，頁48。[4]（明）高濂，《燕閑清賞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據(jù)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雅尚齋刻本），上卷，〈論剔紅倭漆雕刻鑲嵌器皿〉，頁66-67。[5]（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據(jù)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卷26，〈玩具·云南雕漆〉，頁661-662。[6]（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據(jù)民國有正書局石印本），卷3，頁291-292。[7]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藝〉，《故宮文物月刊》，425期（2018.8），頁96-105。[8]（明）周希哲修，張時徹纂，《嘉靖寧波府志》（早稻田大學藏，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卷27，〈列傳二·應履平〉，頁37b-38b。嵇若昕先生前曾留意此則材料，并以之簡論云南雕漆貢品，見嵇若昕，〈明初滇工雕漆工藝〉，頁105。[9]（明）孫繼宗監(jiān)修，陳文、彭時總裁，《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據(jù)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卷44，〈正統(tǒng)三年七月丙戌〉，頁851。[10]（明）張懋監(jiān)修，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總裁，《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據(jù)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卷60，《弘治五年二月庚午》，頁1159-1160。[11]（清）萬斯同，《明史》，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shù)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據(jù)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卷405，〈宦官傳·王振〉，頁4995。[12]（明）張懋監(jiān)修，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總裁，《明孝宗實錄》，卷41，〈弘治三年八月庚子〉，頁860。[13]（明）黃成撰，楊明注，王世襄解說，《髹飾錄解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據(jù)民國十六年紫江朱氏刊本），頁129。[14]保利藝術博物館編，《宋元明清漆器特展》（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2012），頁68-71。[15]李經澤，〈剔黑器概述〉，《中國生漆》，2016年3期，頁13-21。[16]（明）曹昭編著、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卷8，〈古漆器論·古犀毗〉，頁256。[17]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65。[18]德川美術館、根津美術館編，《彫漆》（名古屋：德川美術館、東京：根津美術館出版，1984），頁81圖版111，頁82圖版112，頁127圖版181、182，頁296、307、308圖版目錄。[19]（明）文震亨，《長物志》（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據(jù)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鉛字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卷7，《器具·香合》，頁97。[20]（明）王來賢，陳尚象修纂，《萬歷貴州通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jù)日本東京尊經閣藏明萬歷刻本影?。?，冊18，卷3，〈貴陽府·方產〉，頁64。
本文原刊《故宮文物月刊》463期（2021-10），此次刊發(fā)時略有改動。
圖、文來源：工藝美術理論專委會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