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藝雕塑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以東北魯藝時期（1946-1953）美術部雕塑系教學計劃為線索
引 言
東北魯藝時期（1946-1953）的美術部，是如今魯迅美術學院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過渡階段，也是從延安魯藝到魯迅美術學院的歷史傳承的重要時期。伴隨著一系列的動蕩不安——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東北魯藝時期多次遷校造成許多原始資料的散佚，使得我們對當時的教學情況始終有些霧里看花，在研究雕塑系教學情況尤甚。然而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教學又是其后東北美專、魯美的雕塑系教學極為重要草創時期，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延安魯藝并沒有設置雕塑教學課程，同時來自蘇聯的雕塑教學經驗直到1954年前后才大規模地引進，因此，從雕塑教育史的角度來看，追索早期魯美雕塑系的教學概況，有助于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雕塑教學的探索之旅。
本文首先梳理了東北魯藝時期雕塑系的歷史沿革，還原其在1952年草創的基本情況，然后以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畢業生的筆記為一手材料，還原其教學計劃、課程設置等，試圖總結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教學，是基于一種強調素描對于雕塑基礎訓練的重要性，并以圓雕作為核心訓練的雕塑教學設置。最后，分析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的教學特色，指出其反映了早期魯美雕塑教育是延安魯藝美術教育和教學模式的有機延續，也顯現了在雕塑教育領域蘇聯模式大規模引進之前，新中國雕塑教育的初步探索。
1938年 延安魯藝校景
一、東北魯藝時期雕塑系（組）歷史沿革
東北魯藝，全稱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其前身為1938年2月在陜西延安創立的魯迅藝術學院。1945年11月中旬響應黨中央遷校前往東北解放區辦學的決定成立遷校隊伍，并在1946年3月呂驥、張庚率領的部分師生繞道內蒙古草原，取道河北、遼西到達黑龍江齊齊哈爾。同年9月到達佳木斯后并入東北大學復校，全稱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1948年11月隨著東北全境解放，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師生集中于沈陽，正式恢復為東北魯迅文藝學院。1953年2月9日其美術部改為東北美術專科學校（簡稱東北美專），設校址在沈陽南湖，即如今魯迅美術學院沈陽校區校址。同年6月5日，東北美專與同出于東北魯藝的東北音專（東北音樂專科學校）簽發聯合聲明，稱“根據國家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已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1]從此東北美專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逐漸發展成如今的魯迅美術學院（下文均簡稱魯美）。
延安魯藝并沒有雕塑系，或是其他根據教學單位或者科目所劃分的雕塑組、雕塑科、雕塑班等形式。延安魯藝的美術教學統歸于美術系，專業也僅有版畫和漫畫，而且在整個學院里美術系處于相對邊緣的狀況——盡管1938年魯藝《創立緣起》里明確提出“藝術——戲劇、音樂、美術、文學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最有力的武器”，事實上美術系師生規模相對較小，其人員也常常需要在話劇或歌劇中承擔舞美隊的任務。彼時也有少部分師生從事雕塑創作和翻制石膏像，如王朝聞、鐘敬之、許珂等人，作品也有參與延安魯藝舉辦的展覽（如鐘敬之的《小八路胸像》），但總體而言，延安魯藝在雕塑教學上始終并未成體系。
1948年復校的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其下設音樂部、戲劇部、美術部、文學研究室以及文工團和音工團。美術部最初由王曼碩擔任負責人（其后為張仃、楊角），部下又設有美術系和美術研究室，系主任為夏風（其后為劉榮夫、張曉非），同時劉榮夫也從東北畫報社調入美術部，任美術部秘書主任。從1948年復校到1950年，東北魯藝美術部設有繪畫班、圖案班和木工班，卻似乎尚未設置雕塑班。盡管在1949年7月美術部第一次學生作品展中展出有雕塑作品，可是這些作品很可能也出自1950年王朝聞制作毛澤東浮雕時所在的“魯藝美術工場”。1950年2月東北魯藝美術部進行改制，將現有學生進行重新分班，其中一年級學生為混合班，二、三年級學生根據專業興趣分為四組：繪畫、雕塑、圖案、木工。這可以說是標志著東北魯藝時期雕塑教學的出現。然而很快，數月后由于抗美援朝爆發，東北魯藝從沈陽遷往哈爾濱，教學遭到了一定的干擾。
其后1951年初美術部雕塑系在哈爾濱正式組建[2]，由劉榮夫擔任雕塑系主任。高秀蘭回憶，“由他出任首任系主任，組建雕塑系是眾望所歸的”[3]。除了參與創建雕塑系的鄭惠南，劉榮夫還從工藝系調來入職不久的張法孟，聘得1951年留法歸來的王熙民等人，加上原來的教師金克儉等，組建一支初創的雕塑系五人師資隊伍，教授兩個年級共計十人的學生。其中由張法孟、金克儉教授一年級學生，鄭惠南教授二年級學生。然而很快，同年“三反”“五反”運動爆發，學校教學又再次遭到打亂。直到1952年9月隨著抗美援朝戰爭進入尾聲，東北魯藝從哈爾濱遷返沈陽，雕塑系教學重新步入正軌，基本穩定，并且大致平穩過渡到1953年改校為東北美專之后。
1954年，劉榮夫、王熙民兩位老師介紹紀念碑塑像的創作經驗。
1953年，劉榮夫為戰斗英雄塑像。
就在遷返沈陽前夕，1952年1月東北魯藝院務擴大會議做出了教學體制改革，采用教務長負責制，音樂、美術、戲劇三部均設立教務長一職，專管各部所屬的系、班、組和研究室的教學與研究事務。同年，楊角出任美術部教務長，計劃、組織、監督和總結美術部的教學教研。因此，他對剛剛初創的雕塑系在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東北魯藝時期雕塑教學計劃與課程設置
1952年2月14日，楊角制定了美術部的教學計劃，涉及到如下方面的問題：新教學計劃的設計基礎、各系的培養目標、課程比重、各科的實施計劃以及實現新計劃的措施。根據當時雕塑系學生葉如璋的筆記，楊角做了如下闡述：
經思想改造，暴露了很多問題。集中表現在同學的進度上。從同學們成績上有很多問題。這是由于計劃的不具體、課程的不科學造成的。新計劃的討論，同時檢查了過去的問題。這次討論是有成效的。在教師們已進行了思想改造，同時又以極度認真的態度（因為魯藝是個革命的學校）來對待這次討論會的。
確立培養目的是執行教學計劃的重要問題。教師為這一個總的目的實施教育工作，同學們藉此明確自己奮斗的目標。我們培養的目標是要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能領會基本內容。具有藝術理論知識和業務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所學所用系連起來，成為有用的、普及人才和專門人才化要求同學全面開展的中間思想教育是要居第一位。文藝工作者是一個思想者，否則不可能教育與啟發大家。落后的同學應快速爭取建立先進的思想。在技術上的要求：我們相當注重技術。我們有了很好的思想，沒有技術是完不成作品。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技術觀點。我們主要的是用科學教育方法。使同學明確學習的目的，啟蒙和發揚同學們的積極性，在技術上我們又重視基礎的學習，技術是為了創作服務的。[4]
1952年 魯藝師生正在創作浮雕壁畫
從這段教學計劃的闡述中，我們能看到楊角對于培養學生思想素質的強調——這既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的政治思想，又是“藝術理論知識和業務能力”。技術是表達思想的基礎，因此“沒有技術是完不成作品”，但是技術不是為“資產階級的技術觀點”（即形式主義）服務的，而是“為了創作服務”，為了“教育和啟發大家”。
基于這樣的文藝觀點，楊角明確了教學計劃下的課程設置。從葉如璋的筆記我們可以看到，楊角強調雕塑系“沒有相當素描基礎是困難的”，因此為素描課設置13學分，與速寫、摹塑、圓雕、浮雕等加起來共計36學分。創作實踐上以浮雕、圓雕為主，強調“多做實踐工作”。還有“理論科”，有透視、解剖、文藝思想、創作方法、中外美術史（按：此處疑為葉先生筆誤，可能為“中國美術史”）、西洋美術史、論文等，共計7學分。此外，還有“必修共同科”：文學科（“提高同學文學修養，便于創作”）、政治科（“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俄文科（“達到能用俄文閱讀書籍，吸收進步經驗”）、體育科（“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我們也要認真地學習，要求同學全面發展”）。
楊角還對每類課程的教學目標及總體實施方法做出了進一步說明（見下表）：
表1 楊角教學計劃闡述（錄自葉如璋所作的聽講筆記，時間：1952.2.14）
主題 |
備注 |
實施方案 |
依照理論實際結合，提取精簡的原則，避免教條主義與實用主義。作了明確規定，以素描為重點。我們強調素描是以素描作為的基礎來重視的，使基礎與創作聯系起來，學素描是為了創作的基礎技術學習。 |
素描教學的現實主義方法 |
兩個要素： 1、了解人物的性格，寫實區別于形式主義學院派。不僅外表真實而且要具有內在的真實。 2、原理的學習（啟發式的教育）減少石膏的教學量，增加人物素描的教量，更要進行默寫與速寫。 |
創作教學的方法 |
技法上的幫助有老師組織創作與幫助生活體驗。大致不以課堂教育為主，要深入的生活中去搞創作體驗生活。為了體驗生活創作的時間以單元來安排。 |
藝術理論課的教法 |
是同學以正確的（歷史唯物論）觀點來認識與分析歷史。主要根據同學們的需要，同學們應該運用這些東西，使理論與實際結合。 |
技法理論課的教法 |
是深入淺出的方法，使同學們領會科學的理論。 |
“素描教學” “創作教學” “藝術理論課”“技法理論課”，四項事實上與前文楊角談學分分布時所談的課程是大同小異的，只是把“理論科”進一步分為了藝術理論與技法理論兩種。“必修共同科”屬于各大學院必須設置的課程，也是東北魯藝統一開設的課程，各部學生均需參加，即用今天的體系來講就是公共必修課。總之，作為專業院校的東北魯藝，其美術部雕塑系草創時的核心課程就是這四大類。
在深入分析其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以前，或許還有一個疑問：在楊角談論的教學計劃里，我們看到屬于雕塑技法訓練本身的課程很少被提及——除了提及“摹塑”“浮雕”“圓雕”的學分，讓我們知道將會開設有這三門課程以外，在具體闡釋教學方法時，幾乎是略過的。即便對以浮雕、圓雕為主的創作課，一直強調的是“多做實踐工作”，要“大致不以課堂教育為主，”去深入生活、體驗生活。原因或許在于：其一，2月份楊角所制定的教學計劃還只是相對概括、宏觀的規劃，對于更具體的專業技法訓練課程還有待于進一步細化、完善；其二，可能也與楊角的專業背景有關——他出身于繪畫系背景[5]，對于雕塑藝術本身的特點、雕塑技法的訓練還有待與專業授課教師進一步磨合。
這個推斷似乎在同年11月雕塑系系主任劉榮夫制定的雕塑系三年制教學計劃中得到印證。該年8月份美術部又再一次進行教學改革，將教學單位進一步改組并統一規劃教學，10月份東北魯藝全體遷返沈陽，美術部新學期從11月3日開始正式上課。在這期間劉榮夫根據楊角的總體教學計劃，進一步制定出雕塑系的教學計劃。該計劃基本保留了2月份楊角所提出的四大核心課程以及“必修共同科”，只是在雕塑技法訓練課程上面進一步作出細致的安排。其中增加了一門肖像實習課。其教學計劃見下表：
表二 1952年雕塑系教學計劃（劉榮夫制定，錄自葉如璋的筆記，時間：1952.11.3.）
在此，根據劉榮夫制定雕塑系教學計劃學分配比，從“素描”到“圓雕創作”的，屬于專業訓練課（按今天的說法，屬于專業必修課），占總學分之66%；從“透視”到“論文”，屬于楊角所說的“理論科”（含“藝術理論”“技法理論”），占總學分之8%；從“文學”到“體育”，屬于“必修共同科”，占總學分之26%。其中，專業訓練課的設置里，我們能看到：
其一，素描顯然是極為重要的基礎課程，不僅占據學分較高，而且貫穿一、二年級的學習，尤其占據了一年級課程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環。
其二，雕塑課程以雕為主，以塑為輔。雕刻技法課程較之塑造技法課程具有壓倒性的分布，塑造課程也是以摹為主，并不涉及創作。摹塑課開設于一年級到二年級第一學期，顯然是作為基礎訓練課，培養學生對三維立體的感知能力。
其三，作為重點的雕刻技法訓練，分為浮雕和圓雕，其中圓雕為最重要的雕刻訓練門類。浮雕實習、圓雕實習基本是與對應的創作課前后連貫的，浮雕實習全部分布在二年級全年課程，并與第三年的浮雕創作銜接起來；圓雕課程顯然比浮雕更為重要，實習課程從一年級開始，為期三個學期，然后與創作課程銜接起來，是唯一一門持續三年的課程，且占據學分最高。根據對圓雕訓練的側重，并且考慮到魯藝的圓雕以人物為主，故可以推測，肖像實習課程也是主要為圓雕課程服務。
由此可見，劉榮夫制定的雕塑系教學計劃實際上在楊角教學計劃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雕塑技法訓練的課程配比，進一步明確了雕塑培養目標。以一句話總結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教學，即一種強調素描對于雕塑基礎訓練的重要性，并以圓雕作為核心訓練的雕塑教學設置。
1958年 南湖公園做木馬
（張秉田、張法孟、蘇兆海）
1958年，師生結合大搞群眾運動，建立素描的民族教學體制 “素描攻堅戰”，張啟仁院長參加。
三、東北魯藝時期的雕塑教育特色探索
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的教學設置，有著重視現實主義素描基礎訓練、注重從技法到實踐的雕塑創作、注重理論修養與實踐相結合等三個主要特色，反映了早期魯美有機延續和繼承了延安魯藝在美術教育和教學模式等領域的特色，也顯現了在雕塑教育領域蘇聯模式大規模引進之前，新中國雕塑教育的初步探索。
首先，東北魯藝時期雕塑教育的第一個特色在于，強調素描在雕塑教學中作為基礎訓練的重要性——其主要是承接延安魯藝的素描教學主張，而非直接受到西方學院派教學體系的影響。
早在延安魯藝時期，素描作為美術的基礎訓練已經得到明確。1941年3月延安魯藝美術系進行教學改革，從原來學制為數月或是一兩年的短訓班形式規范化為三年制，在其在1942年制定的三年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中，素描在課時量方面便占有最高的權重：素描課為美術系全體學生的必修課，從一年級開始一直持續到三年級第一學期，每學年占據最高的課時量，其總課時達1020小時，遠超其他課程的訓練課時[6]。東北魯藝美術部第一任負責人王曼碩、曾在延安魯藝教授素描課的石泊夫、曾受訓于延安魯藝的楊角等人，把延安魯藝對素描的高度重視延續到了東北魯藝時期。1949年前后東北魯藝就把素描、速寫定為重要基礎訓練的教學方針確定下來。據張仃回憶：“當時學校教學除文化課外，首先重點抓繪畫基礎——素描和速寫的學習，因為有了扎實的基本功，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7]到了1952年7月楊角向文化部匯報東北魯藝美術部三年辦學總結時，也強調本校注重基礎功訓練，強調素描作為一切造型基礎的重要性。“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徐悲鴻語）幾乎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大美術院校共識，但具體對素描訓練的意義闡釋卻是有所差異的。美術院校中有留法背景的教師，傾向于在素描訓練時先從臨摹西方大師的素描作品開始，其“主要是一種‘古典主義’的理想形式而不是‘寫實主義’的形式”，這在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早期教學中比較明顯。[8]而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的素描訓練，強調自身區別于學院“形式主義”，具有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不僅要寫實地再現對象的視覺真實，而且要畫出“內在的真實”。東北魯藝雕塑教學主張素描訓練是為了鍛煉學生的形體感，是一種科學理性地“認識現實”的方法。與從臨摹大師素描開始的教學方法不同，東北魯藝雕塑系的素描課主要分為幾何體寫生、石膏像寫生和人體寫生。劉榮夫曾在1952年11月新學期上，稱：“為什么要畫幾何形體？這是為了解決素描的基本形體的學習，因為所有各種復雜的形體（形象）都是由各種幾何形體錯綜精成的。”[9]通過幾何體理解造型規律，理解光線、輪廓、質量感。進而再有序地安排寫生石膏五官、石膏頭胸像，在這個過程中極其強調造型的準確性——根據陳繩正回憶，當時劉榮夫在課堂上“必備一把卡尺，隨時對學生作品與寫生對象二者的各個部位不斷測量檢查”。在寫實基礎上要表達對象的內在真實，因此需要過渡到人體寫生，追求現實主義的表達：“我們的創作是追求現實的，而今天的素描也是認識現實的。我們首先要認識對象，不僅力求外表的真實，而且要表現其表情與思想感情，這就是所謂的現實主義。”[10]因此，素描被視為是一種從外在真實到內在真實的認識和表達的方法訓練。
1954年 雕塑系二年級的人體課
其次，東北魯藝時期雕塑教育的第二個特色在于，注重從技法到實踐的雕塑創作。
參與生活實踐，乃至于親身體驗勞動生活，從而創造出有血有肉、貼近群眾的藝術作品，是延安魯藝的革命藝術傳統，也是震撼當時美術界同人的“不二法門”。延續延安魯藝的傳統，早期魯藝強調雕塑系學生要“體驗生活”——如楊角所強調的，創作課“大致不以課堂教育為主，要深入的生活中去搞創作體驗生活。為了體驗生活創作的時間以單元來安排。”所謂的體驗生活，一方面是指學生親自下鄉、下廠去體驗工農兵的生活，使他們更好地創作出貼近人民群眾的藝術作品，而不是閉門造車地創作“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在三年級創作中跟隨老師創作城市雕塑。據高秀蘭回憶，在東北魯藝遷返沈陽后，劉榮夫、鄭惠南就帶領高年級學生經丹東前往抗美援朝現場采風，完成丹東的抗美援朝紀念碑創作任務。[11]1952屆學生則為東北烈士紀念館、中蘇友誼宮創作雕塑作品作為畢業創作。學生走出課堂，親身經歷了城市大型雕塑創作的制作，從采風、取材，到群像的設計、展示空間的規劃，一直到參與制作，全過程的參與無疑為學生積累寶貴的公共雕塑創作的實踐經驗，更好地服務于成立之初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城市雕塑等藝術項目的需求。
雕塑系為交際處塑制民間舞蹈浮雕
1955年
最后，東北魯藝時期雕塑教育的第三個特色在于，注重理論修養與實踐相結合。
東北魯藝美術部雕塑系的理論課程設置，基本沿襲的是延安魯藝時期的理論課程規劃。1942年《魯迅藝術文學院教育計劃及實施方案》明確規定：“本院以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為教學之最高原則”，強調“技術之講授，必須一方面盡可能作正確的理論上的解釋，并注意實際需要和應用”。因此在延安魯藝的課程設置上，屬必修課（即“必修共同科”）的有中國近代史、中國文藝思潮史、中國社會問題、西洋近代史、思想方法論、藝術論、新文字；屬專修課（即專業必修課）的理論課有中國新美術史運動、美術概論、西方美術史、中國美術史、名家研究、透視學、解剖學、構圖學、色彩學。[12]由于延安魯藝的課程設置面向的是全體美術系，尤其是版畫和漫畫等專業，因此課程涉獵較廣，而且主要面向平面繪畫的需求。在東北魯藝雕塑系的理論課程設置上，幾乎是直接借用了延安魯藝的部分課程，只是減去了部分如“名家研究”“色彩學”等應用于繪畫系的課程。從理論課程的宗旨，到理論課程的設置，均可見延安。魯藝美術教育思想滲透在東北魯藝的教學計劃中，顯示出了二者之前的前后連續性。
結論
雕塑教育是近代中國美術教育中出現較晚的一環，在1949年以前始終在法式雕塑教學體系的影響下未能形成自己的體系。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法式雕塑教學體系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的保守派，玩弄“形式主義”、脫離群眾，而各大美術院校正式、大規模借鑒蘇聯模式的雕塑教學體系是啟動于1954年，這之間存在著一段持續數年的雕塑教育的短暫空白。在這段空白期，如何摸索出一條適應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雕塑教學道路，始終方向未明。
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的雕塑系做出了自己探索，即沿襲來自老解放區的藝術傳統、承接延安魯藝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模式，強調現實主義素描的基礎訓練和認識方法，走近生活貼合實踐，以創作服務于工農兵和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藝術需求。在某個角度來看，東北魯藝時期美術部雕塑系教學，既是對延安魯藝革命藝術精神的薪火相傳、教學設計的延續和發展，也是在不直接挪用西方教學體系的情況下中國雕塑教育的獨立探索，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鑒意義。
毛澤東同志為魯藝師生做重要講話
1938年5月
注釋與參考文獻：
注釋：
[1]李象群主編：《我們從延安走來：魯迅美術學院建院八十周年文獻匯編》，遼寧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頁。
[2]李象群主編：《我們從延安走來：魯迅美術學院建院八十周年文獻匯編》，遼寧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頁。
[3]高秀蘭：《難忘的雕塑系初創年代》，收入馬文啟主編《魯藝在東北——美術部專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頁。
[4]錄自葉如璋聽課筆記，時間1952年2月14日。
[5]楊角1935年就讀于北平美術專科學校繪畫系，1936年轉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就讀西洋畫系。
[6]參見王培元《延安魯藝風云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7、91頁。
[7]張仃，《憶魯藝美術部在東北沈陽恢復辦學》，收入馬文啟主編《魯藝在東北——美術部專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頁。
[8]參見羅永生《走向“正規”：20世紀50年代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研究》，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9]劉榮夫《學習素描的目的》，據葉如璋就讀東北魯藝雕塑系的聽課筆記，時間為1952年11月3日。
[10]同上。
[11]參見高秀蘭《難忘的雕塑系初創年代》，收入馬文啟主編《魯藝在東北——美術部專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
圖、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雕塑系副教授 馬文甲
通訊作者：魯迅美術學院雕塑系
講師 袁佳
本文發表在《美術》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