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大權
主題性美術創作是中國當代美術實踐過程中突出的藝術行為，也是社會發展中主流價值觀在藝術創作領域的映現。
當代中國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都有待藝術創作以形象的視覺語言去記載和表現。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更注重社會整體的正能量，審美的普遍性和藝術的大眾性，這也反過來彰顯了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普遍人性中的上進心、積極性。
當然，觀察近年來的主題性美術創作，在取得積極創作成果的同時，從創作本身看也還有著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一些青年藝術家創作的后繼乏力，題材表現內容深化得不夠，形式語言如何與時俱進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在一些主題性美術創作中，有的作品造型不夠穩定、不夠扎實，容易成為畫面中的硬傷。這就必須反思創作的過程中，藝術家是真正深入了生活，還是臨時找模特、對照片。為了湊齊素材的數量但“湊不齊”內容的質量，弓尚未拉滿，箭已經放出，這在青年畫家的作品中猶為明顯，羿教人射，必志于彀。
主題性創作的畫家主體已越來越多地集中于中青年畫家，尤其是大量青年畫家的創作顯示出朝氣蓬勃的態勢，但與歷史名作相比，還必須加強基本功訓練。先天不足是很多從學院畢業時間不長的青年畫家在面對主題性創作時手底下沒功夫、手頭上沒分量和畫面中形象形態虛浮的主要原因。羿之教人射的經驗很簡單，就是挽弓當挽強，弓必須得拉開拉滿，箭才可能充滿力道甚至力透靶心。青年畫家往往在經歷過大的創作實踐后，才明白自身基礎的不足正是表現力道疲軟的癥結。優秀的畫家常常一生都在不停地拉弓，不停地夯實基礎，而不是忙于放箭，當遇到重大主題性創作時才可能游刃有余地表現深刻主題。因此對于青年畫家而言，路還很遠，弓得拉滿。
另一方面，目前主題性創作所呈現的畫面是充裕豐沛的，缺啥補啥、應有盡有，但在組織畫面時“搬家”與“釀蜜”最大的區別就是再現與表現，如果僅僅滿足于再現，盡可能搜集歷史素材，盡量都放進畫面，這僅僅體現了體力之量而非腦力之質。組織歷史素材并從中萃取可資表現的精華，畫家必須從形式技能中找到思想內涵，從思想內涵中提升精神品質，才可能讓創作更充實，讓表現更豐厚，形而下之實與形而上之虛相依互動，再現之形與表現之神相輔相成。因此“搬家”的時間與“釀蜜”的空間是綠葉襯紅花的關系，葉片再多也只有開花這一個目的，素材“搬家”的辛苦與“釀蜜”不易的努力肯定是創作的前因與后果的邏輯關系。
最后再看形式的與時俱進，既是穿新鞋，就要走新路。
當中青年成為主題性創作的主體時，他們所處的當代的現實環境與以往老畫家的歷史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表現的“可能”應該永遠高于“可以”，藝術的創造也必須高于創作。今天對主題與主體的理解應更開闊、更深刻，喜看千帆過才能再見萬木春，穿新鞋走老路本身就不符合藝術的規律與價值，如果藝術不能表現意識形態的先進性，不能表現政治治理的積極性，不能表現人性的深美宏約，主題性就只會止步于表面的再現性而談不上深入的表現性，過去的經驗產生過去的佳作，今天的嘗試也應該有今天的成果，從組織、指導、評議，到創作主體和畫家個人，都應形成共識，即主題性創作必須穿新鞋走新路才有發展、才有未來，才可能凝心聚力共同創造中國美術史新的價值與意義。
《淮南子》中曾云：“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實現富國強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代表了十四億人的人生理想，如何在藝術的表現中體現這一宏偉的人生理想，表現人性中最大的公約數，藝術所能做也擅長做的，正是構建一個梳理整合的形象平臺，一個可視可思的公共空間，一個人人參與其中并共享的審美形態，從而在精神層面形成上進與積極的社會生態。
藝術創作的終極價值是對人性更積極的表現，不僅僅是表象或行為，更不能止步于標語和口號式的所謂應急之作，而是經過心靈的震蕩與人性的凈化，去探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通過藝術的語言，更深刻地揭示這種關系是如何作用于我們日常平凡的歲月，讓觀者不但見其然，還能想其所以然，不但看到點線面，還能想到和諧與生動。優秀的美術創作源于平常中的不凡，源于均衡時的靈動，我們常常說莫負時代，就是要用更冷靜、更理性的態度去審視現實、去理解社會、去貼近人性。作為這個時代的畫家，面對這個時代的現實，思考歷史的過往，靜下心、沉住氣，用動人心魄并發人深省的美術作品去表現這個時代的脊梁，去表現這個時代的心聲，是每個畫家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本文在中國文化報2022年11月6日發表，作者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教授。
（來源：繪畫系教授 代大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