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我國當代文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站在時代高度，對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黨的十八大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的戰略目標”。[1]從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2015年1月14日）中可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為“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促進實現社會公平”，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一項惠民工作。在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整體格局中，這一工作具有“補短板”的性質。它所解決的主要不是文藝創作的“高原”和“高峰”問題，而是各地區及城鄉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它所滿足的主要不是個性化、精細化的文化消費需求（這些需求可以通過市場來滿足），而是基本、普惠、共享的公共文化需求，如圖書館、文化館、美術館、文體活動場地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公益性文化藝術活動的開展等。
佛山木版年畫傳承人劉鐘萍提供的“年畫版秘密花園”體驗活動讓小朋友們非常開心，2017年，劉鐘萍供圖。
從社會治理角度來看，這一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追求社會公平，主要服務對象是在文化經濟層面居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因此更傾向于“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行這一政策時，更傾向于搭建多方參與的平臺，而不是大包大攬；更傾向于向社會采購專業化的公共文化服務，而不是增加更多的文化事業單位。上述這些觀念轉變，無疑更符合現代社會治理的要求和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近年來，各級政府在建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令人振奮的。筆者在瑞士訪學期間，曾羨慕那里不用花錢也能獲得的優質生活，如今，那些看似遙不可及的理想，也逐漸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成為現實。博物館不收費了，圖書館的閱讀環境越來越好了，民營美術館的數量越來越多，鄉鎮文化館、非遺傳習館的條件越來越好了。這些看得到的轉變，極大地增強了廣大中國民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
秋色賽會巡游是深受佛山市民歡迎的一項公共文化活動，2017年，郭燕冰供圖。
為進一步推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促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有必要站在新的歷史階段上，就“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這樣的基礎性問題，展開更深入的理論思考，以此促進實踐層面的探索創新。為此，本文擬圍繞“普及和提高”、“本土和外來”這兩對關系，就公共文化服務對象的性質和新時期的服務內容展開初步討論。
（一）普及和提高
公共文化活動，以前被習慣性地稱之為群眾文化活動。與鄉土社會中展開的民俗民藝活動不同，群眾文化活動一般發生在現代生活環境中，如廣場舞，打工者春晚等。這些活動與專業院團的表演不同，帶有相當程度的業余和自娛自樂性質。再如戶縣農民畫，看似傳統的民間藝術，實質上是一種現代群眾藝術，只不過因為加入了院校專業指導，從而具有了半專業性質。炕圍畫、木版年畫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形式，服務于實用的生活需求，鑲嵌在千絲萬縷的社會關聯中，積淀出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工藝與圖式。與此不同，現代農民畫（水粉、丙烯甚至油畫）僅僅作為專業繪畫的變種而存在，與學院中的寫實繪畫類似，它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隨著政治性主題的消退，農民畫中以夸張的形式“反映”的鄉村風情，愈發凸顯出其外在于生活世界的觀賞特性，在此意義上，它們更接近于“美術”而不是傳統的民間藝術。傳統的民間藝術，很少站在生活世界之外去“反映”世界，更不需要在創作前專門去“體驗”生活。
現代群眾，與傳統社會中的民眾不同，他們的生活和文化娛樂活動，往往難以“積淀”為經典的藝術形式；在整個社會分工結構中，他們往往扮演著文化的模仿者和消費者的角色，難以創造出屬于自身的文化。這就是西方知識界傾向于將群眾視為消極的原子個體的原因。在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看來，群眾極易被批量制造的文化工業產品所俘獲，獲得一種廉價的、替代性的精神滿足。在此意義上，群眾也即大眾文化的愛好者與接受者。大眾文化，如流行音樂、商業片、肥皂劇，其盈利模式依賴于消費者的數量，其產品的單價便宜，而銷售總量卻不容小覷。商業電影是典型的大眾型藝術，與其說票房敗壞了商業片的藝術品質，不如說票房反映了大眾真實的口味與文化水準。“大眾”，往往被認為是處在文化最低線上的群眾，在這里，文化的意義已經稀薄為娛樂。
當為“群眾”或“大眾”提供文化服務時，“文化”往往被理解為某種更高文化的普及版本（例如，被通俗化的世界名畫、世界名曲）；群眾自發形成的文化活動、文化消費，往往被認為在品位上有待提升，甚至有待糾正。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以“為群眾服務”為出發點，另一方面又試圖“提升”他們。我們應如何理性地看待這一矛盾，又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群眾的好惡、品位，歸根結底只能通過改善其生存狀況而得以提升，而無法簡單地通過批評說教加以改變。這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必然會得出的結論。從這一立場觀察文化，我們會發現，現代社會雖然講求人人平等、文化多元，但在文化上依然會分出高下、分出層級。無庸諱言，美術館里的文化，比商業影院中的文化，具有更高的層級；看電視、聽廣播不需要門檻，但是看懂書畫和當代藝術卻需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熏陶。
云南楚雄州永仁縣彝族同胞歡慶賽裝節，2017年，阿牛阿呷供圖。
一方面，我們應坦然承認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在整個文化系統中居于較低的層級；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更應該認識到，位于文化金字塔底層的“大多數”是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上升的，今天他們喜歡的東西很俗氣，明天就可能不那么俗氣，這既可能是因為生活條件改善而自然萌生出“美好生活需要”，也可能是因為受惠于某些公益性的教化渠道。在文化的不同層級之間、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都客觀地存在著知識壁壘。公益教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都有助于幫助人們打破這些知識壁壘。美術館免費開放，雖然不能立即幫助低收入群體直接去消費藝術品，卻可以幫助他們認識藝術，幫助他們為下一代營造更為良好的家庭環境。簡言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所服務的對象——群眾或大眾——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時隨地動態發展著的。公共文化服務，既需要支持群眾們跳廣場舞，也需要向他們開放更多層次、更優質的文化資源。不能一說群眾文化，就一定是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低層級文化。
貴州黔東南州雷山縣苗族同胞歡度苗年，2017年，雷山縣政府供圖。
（二）本土和外來
在為群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時，過去常常習慣于從“普及”著眼，從高處、從外部將某些文化產品送到偏遠的城鎮和鄉村。對于當地居民來說，不僅古典音樂、芭蕾舞、話劇是“外來”的，有時候甚至戲曲也是“外來”的，例如被稱為國粹的京劇，在具有自身完備戲曲表演形式的少數民族地區，就是一個外來的物種。此外，當地方戲被劇團化而聚集到城市，而村民的娛樂已經被電視取代后，這時候“送戲下鄉”也多多少少具有某種外來的性質。
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以及過去三十余年的城市化進程，使優質文化資源和高精尖人才往大城市聚集，導致小城鎮和鄉村文化生活的空心化、荒漠化。這些普遍存在的現象，導致人們在追求“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中，會很自然地產生從外部輸入文化的想法，而對恢復和激活本土文化關注不夠。近十年來，隨著逆城市化進程的出現，小城鎮和鄉村文化建設成為熱門話題，但是，多數決策者還是習慣于從外部引進，通過藝術展、藝術節和文創衍生品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一年一度的賽馬節是青海玉樹民眾最為期盼的時刻，2017年，作者拍攝。
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深入推進，人們日益意識到非遺作為活態的本土文化資源，對于提振區域文化經濟、提高民眾幸福感、獲得感的重要意義。與需要通過闡釋、文創衍生才能“激活”的典籍和文物相比，非遺更具“物質性”（人們通常誤解了“非物質”的含義），是更優質的文化資源。非遺門類繁多，包括與各地區、各民族生活息息相關的各類文化事項，一旦激活，可以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比任何“請進來”的文化都更接地氣。此外，不少“老少邊窮地區”恰好是非遺資源豐富的地區，一旦我們轉變思路，就能以新的方式解決全國文化發展中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事實上，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主導的工作中，已對“推動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形成了戰略性部署，“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的命名和建設工作也不斷得到深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為新時期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1、以本土、傳統文化為依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文化自信；2、以人民為中心，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角度來看，“非遺傳承人”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理解為有一技之長、能夠提供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群眾，或者說，有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群眾；政府和社會公益組織可以向他們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如非遺體驗課、非遺研學等），從而豐富各地域公共文化的供給。“一人一藝”寧波市全民藝術普及云平臺，以群眾點單的形式，創新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務形式。在內容豐富的菜單中，“非遺傳承”被列為單獨的一欄，目前已列入14家單位，可以為公眾提供學習、體驗服務。地方人應知地方事，寧波的公共文化建設無疑是接地氣、有生命力的。
浙江桐廬縣合村，繡花鞋制作技藝和民俗活動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2017年，作者拍攝
當然，并非所有非遺資源豐富的地區，都能自動地形成豐富多彩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建設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如研究和策劃人才，設計創意人才等，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是較難吸引這方面人才的。在此意義上，我們需要辯證地理解“本土和外來”的關系。一些地區搞的非遺特色小鎮，只是將原來的大師工作室挪了位置，卻并未產生任何新的業態。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在特色小鎮中引入大師，不如引進設計師、策展人和電商服務平臺，由此才能與當地文化資源形成互動。文化部非遺司推動的“非遺研培計劃”、“傳統工藝工作站”和“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工作，為非遺項目所在地引入了大量優質的外部資源和人才，對于激活非遺、繁榮區域文化經濟必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1] 雒樹剛：“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人民日報》，2015年07月08日。
陳岸瑛，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主任、副教授。本文發曾表于《美術觀察》2018年第3期，原標題為《從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看新時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