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內容摘要：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總結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23年所取得的成績，總結解放區根據地文藝工作新的經驗，提出文藝為工農兵群眾服務、文藝工作者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文藝創作向群眾普及與提高的文藝方針，改變了中國以往的文藝為封建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服務的觀念，指明了解放區和全國文藝創作的新航向，對解放區、國統區的文藝創作及新中國的文藝工作產生巨大影響，極大推進了中國現當代文藝的發展，引領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正確方向。《延座講話》是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文藝觀，同中國文藝實際相結合的藝術學光輝文獻。

關鍵詞：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文藝講話、文藝為人民大眾、文藝新方針

一、《延座講話》的誕生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有80多位藝術家參加會議，會議由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凱豐同志主持，毛主席發表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座講話》）的“引言”部分，講到革命文藝的作用問題、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會后，文藝家們進行討論。 5月16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文藝家對文藝工作的發言和意見，有幾十位文藝家作了發言，“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毛主席作即興發言。5月23日舉行第三次會議，毛主席作了總結講話，即《延座講話》中的“結論”部分。毛主席的兩次講話內容經整理，合編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延安文藝工作者在文藝思想和文藝創作上產生很大的影響，是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同中國現代文藝實踐相結合所形成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光輝篇章。

1943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 7 周年。在這一紀念魯迅先生的日子里，《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的公開發表，代表了黨的文藝觀和相關的文藝政策，是黨開展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講話發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通知還把毛主席的這個講話列為全黨整風的必須學習的文件。《延座講話》不僅是毛主席闡述文藝理論問題，而且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現實問題結合起來的典范，也是全黨解決其他問題應遵循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和原則的成功范例。這個通知確定了毛主席的《延座講話》對于黨在中國文藝工作中指導方針的地位。1944年元旦，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將毛主席的講話摘要編輯成《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發表，擴大《延座講話》在全國的影響。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副主席的關心指導下，在北平（北京）召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中于7月14日成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后將此次代表大會稱為全國文聯第一次代表大會），來自老解放區、新解放區和部隊的文學、戲劇、音樂、電影、美術及舞蹈的八百余位文藝工作者參加大會，這次大會總結五四運動以來30年新民主主義時期文藝創作成績，特別是總結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新的文藝工作的成就。郭沫若在大會上做了總報告《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認為從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實現了五四以來所未曾解決的問題，文學藝術開始作到真正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作到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極大的變化。并認為在國統區也有若干藝術家受到毛主席文藝新方向的影響，走上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創作出新的文藝作品。郭沫若在《大會開幕詞》中特別強調指出：“在我們尤其值得慶賀的是，在七年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給予我們明確的指示。這個講話里的原則性的指示一直是普遍而妥當的真理。在今天我們應該明朗的表示：“我們要一致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這一普遍而妥當的真理，作為我們今后的文藝運動的總指標”。[2]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兩個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不但總結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30 年的新文藝創作成就，而且指明新中國成立后新的文藝工作方針。會議充分肯定在毛主席《延座講話》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思想的指引下所取得的文藝創作新成績，并且明確規定毛主席的《延座講話》是今后全國文藝工作的總的方針，因為它是“普遍而妥當的真理”，不但在戰爭年代適用，而且在新中國的建設年代也適用。這就使毛主席的這一講話精神，從原解放區黨的文藝觀念，變為新中國的文藝方針和國家文藝意志，也就是確立《延座講話》中的文藝思想觀念，成為新中國文藝創作、文藝運動的總的指導原則和方針，實現了《延座講話》精神從黨的文藝思想到國家文藝方針的轉變。郭沫若代表第一次文代會所致的開幕詞及大會總報告，得到與會八百余位文藝家代表的熱烈贊同。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家和理論工作者，進一步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延座講話》精神，用以指導新的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工作。例如王朝聞先生他在延安因出差未參加第一次座談會，第二次第三次他都參加了會議，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文藝觀很大的影響，后發表長篇論文《喜聞樂見》，受到毛主席表揚。他早在 1950 年就在《人民日報》發表《迫切需要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分析新的形勢和任務，提出要認真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描寫新的客觀實際生活，并提出從事美術教學工作和團結改造舊藝人的工作的負責同志，首先要用新的文藝思想來武裝自己，透徹地理解毛主席這一文件的精神，為了新文藝能夠正常地健康地發展，強調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不過分，更不過時”。王朝聞指出：“由于全國革命的勝利，文藝戰線的擴大，戰斗形式的復雜，作為戰斗綱領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加顯示出無比重要的現實意義，絕對忽視不得”。[3]

由此可見，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經被作為新中國文藝創作文藝工作的總的指導方針，這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代表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得到確認，同時也得到像王朝聞為代表的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批評家的自覺地擁護和認同。《延座講話》之所以被確定為指導新中國的文藝創作文藝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因為《延座講話》中有關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藝術家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中體驗生活、重視民間藝術、以及有關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文藝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古代文藝的繼承與創新等問題的思想觀點是正確的，《延座講話》發表后，無論是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國統區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取得豐碩的創作成果，展現了中國新文藝的嶄新面貌和無限的生命力。實踐證明，《延座講話》是一部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光輝篇章，她指引中國文藝創作取得重大成果，開啟中國文藝創作的新的航向。20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和取得的輝煌的成就，都和毛主席《延座講話》精神有著緊密的內在的聯系。

二、《延座講話》的理論基礎和文藝創作基礎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抗日戰爭的重要時刻及黨在思想和學習上的整風運動中召開的，說明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毛主席三次到會并發表講話，加上參會文藝工作者的討論學習，會議持續了21天，這在戰爭年代是何等不容易。可以說，延安文藝座談會，是黨的文藝工作和現代中國文藝史上的一塊豐碑！

這次座談會的召開及毛澤東闡述的文藝觀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文藝思想傳播到中國，成為我們黨的文藝觀念的思想基礎。其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 23 年的新文藝創作實際和解放區文藝創作新的經驗和成果。同時也因為在文藝創作中產生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文藝和革命斗爭、革命工作的關系，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人生為人民而藝術的問題，向民間藝人和民間藝術學習以及批判地繼承我國傳統藝術的問題等，由于當時工農兵群眾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文盲，所以文藝創作存在向群眾普及的問題，以及在普及基礎上如何提高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推動解放區文藝工作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對這些問題進行充分討論，就很有必要。毛主席在座談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在聽取各位文藝家的發言和討論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總結，形成結論，提出若干原則性的指導意見，成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內容。

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毛主席和共產黨人所接受，同時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文藝的論述和蘇俄的藝術社會學理論翻譯介紹到中國，如郭沫若1936年編譯馬克思的《藝術作品之真實性》，1930年魯迅譯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雪峰譯普列漢諾夫《藝術與社會生活》《藝術與文學》和盧那查爾斯基的《藝術之社會的基礎》，1937年天行譯弗里契《藝術社會學》等，胡秋原1932年出版《唯物史觀藝術論》，柯仲平 1929 年出版《革命與藝術》等，這些譯介或者自著的文藝理論著作，使文藝界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唯物史觀藝術論及藝術社會學思想，也成為毛澤東和黨的文藝觀的重要參考文獻。

毛主席在《延座講話》中，關于文藝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毛主席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4]。毛主席將文藝看作是觀念形態，是一種精神產品，是意識形態的一種，屬于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所決定，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觀點是毛主席創造性地將唯物史觀運用來解決文藝的源泉問題和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毛主席在講話中，另一個根本思想就是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向群眾普及，文藝家要無條件深入到工農兵群眾中去體現生活、觀察生活，要塑造工農群眾的形象，表現人民群眾的生活，這一重視人民大眾和群眾的觀點，既是同共產黨的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宗旨相一致，同時也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創造歷史、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源動力的觀點，是歷史唯物論在黨的文藝觀上的表現。毛主席的這一觀點，受到列寧關于文學是為千千萬萬勞動大眾服務思想的影響，同時也是從中國革命文藝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是完全不同于封建社會的文藝主流為封建帝王和才子佳人服務的思想，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中文藝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服務的思想，是現代中國社會文藝觀的一次偉大的創新，它同時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新的方向，在中國歷史上和中國藝術觀念中，從來沒有過如此明確地將文藝同人民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將文藝的功能概括為工農兵大眾服務，指示出中國新文藝的大眾化方向，毛主席在講話中系統而深刻的闡述文藝大眾化、群眾性和普及性的原則，是對20世紀中國藝術理論和藝術思想的重大貢獻！

毛主席的講話，在文藝實踐方面是總結五四運動以來23年中新文藝運動的成績，同時也總結黨在軍隊和解放區文藝工作的經驗，因此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藝創作和黨領導的解放區文藝工作經驗，是《延座講話》的實踐活動的基礎。

五四運動以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以來，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要構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黨的文藝工作服從于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斗爭，服從于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國及新文化的戰略目標。

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文章，及刊發其他有關詩界革命、戲劇革命、美術革命的文章，提出打倒貴族文學，建立平民文學的口號，提倡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毛主席曾肯定新文化運動中的“平民文學”的觀點和創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得到毛主席的贊揚和倡導。此外，1926年，擔任北平藝專校長的林風眠，積極推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踐行藝術社會化的方針，在北京（北平）舉辦包含美術、設計、戲劇、音樂在內的三千多件作品的“藝術大會”，即藝術展覽和表演大會，積極向民眾傳播藝術，推進藝術社會化、大眾化的工作。這些都是五四運動以來取得的新的藝術創作成果，為藝術走向社會走向民間作出了貢獻。在黨領導的藝術教育中，也很重視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創作的教學工作。1938年，延安創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分設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四個系，1939 年因抗戰形勢的發展，從延安魯藝、陜北公學、青訓班、工人學校抽調一批干部挺進敵后，成立華北聯合大學，設有文藝部后改為文藝學院，亦分為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四個系，1941年在魯藝幫助下，還成立一個培養部隊文藝干部的部隊藝術學校，艾青在《解放區的藝術教育》一文中談到，這些學校的業務教育由業務的知識教育和技能教育兩部分組成。“知識教育除各種業務的概論之外，并進行文藝的歷史教育，其中以五四以來的中國革命新文藝各部門發展狀況為主，世界革命文藝、蘇聯文藝與解放區文藝的各部門狀況，以及中國革命文藝各部門作家與作品的研究……等等”。[5]這充分說明，解放區和軍隊的藝術學院及各系部，將五四以來新的文學、戲劇、美術、音樂作品及藝術家，作為藝術教育中的重要的藝術史論課程進行教學。毛主席在講話中的“引言”部分，肯定和贊揚“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在講話的“結論”部分，指出“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在23年中對革命事業作出偉大的貢獻，同時也存在許多缺點。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為了總結五四運動后23年以來新文藝和進步文藝、革命文藝的成績，指明文藝進一步發展的正確方向。所以《延座講話》是建立在五四以來新文藝創作實踐基礎上的。

中國共產黨1921 年成立，到 1927 年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在這段時期，共產黨初創階段，還來不及多關心文藝問題。1928年至1937年，黨建立紅軍，開辟革命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工農紅軍時代的古田會議決定中，毛主席根據教育士兵的需要和發動群眾從事革命斗爭的需要，指示符合當時艱苦條件的文藝工作方法，把革命故事、歌謠、圖畫作為教材課本，提倡打花鼓、演劇、游戲、出壁報等活動，充實紅軍中的宣傳股機構，出版石印、油印畫報，把宣傳隊當作紅軍宣傳工作的一部分。土地革命時期，紅軍經常處在敵人的包圍圈中，物質條件差，文化人太少，在這種極端殘酷的條件下，在文藝方面也出現了很多好的作品，有畫報、戲劇、話報、舞蹈、歌曲的形式，如中央蘇區的《紅星畫報》，四方面軍的木刻工廠的出品，是部隊戰士喜歡的讀物。劇本有《不當亡國奴》《武裝上前線》，歌曲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影響很大。在抗戰中，大批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參軍，對于部隊文藝工作的發展與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文藝工作具有更多的形式，文學、戲劇、美術、音樂、電影得到新的發展。

1936年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后，毛主席朱德領導的紅軍到達陜北，在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據地，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從上海、南京、武漢、杭州等地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始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相結合，創作抗日的文藝作品，表現根據地人民的生活和軍隊生活，延安文藝和根據地文藝得到了新的發展。

在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戰時期，在國統區的上海等地，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受到共產黨的影響，產生了左翼文藝運動，左翼文藝運動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進步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的文藝運動，以魯迅為旗手，在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反動派方面作了英勇斗爭，影響了一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走向革命，鍛煉了一大批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在文藝觀上開展“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而藝術”的討論，擺脫“藝術與政治無關”的思想，文藝家們創作的藝術作品從內容到形式日益靠近人民大眾，反映人民的疾苦，宣傳抗戰，使文藝工作文藝創作和革命事業結合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

例如美術方面，在魯迅先生倡導下，新興木刻運動得到較快發展。魯迅在上海舉辦木刻講習班，培養青年木刻家。魯迅還編選國外進步的版畫和繪畫作品出版，如《近代木刻選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蘇聯版畫家》等，希望年青的藝術家能像德國女版畫家珂勒惠支一樣，為被侮辱被損害的勞動者吶喊，成為“戰斗的藝術家”。在當時革命和戰爭年代，油畫和國畫在材料、傳播方式等方面受到限制，魯迅意識到在這一特殊的社會環境中，版畫將獲得大發展，“又因為革命所需要，有宣傳，教化，裝飾和普及，所以在這個時代版畫——木刻、石板、插畫、裝飾畫、蝕銅版——就非常發達了”（魯迅1930年所作《新俄畫展》小引）。由上海杭州具有左翼思想的進步青年在上海成立美術創作社團“一八藝社”，1931年6月，在上海舉辦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魯迅先生親自為展覽寫了序言，展出胡一川的木刻作品《饑民》《流離》《要飯吃》等和汪占非的《五死者》等，一八藝社成員陳鐵耕、江豐等，江豐1931年創作木刻《要求抗日者，殺！》，受到魯迅先生影響的青年木刻家還有黃新波、李樺、古元、力群、陳煙橋等，在后來的木刻創作和美術創作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有的還來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

抗戰爆發后，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藝術家們走出象牙塔，匯集到武漢，為抗戰服務。美術界同仁團結起來，成立了全國美術界、漫畫界、木刻界三個抗敵協會，他們創作的美術作品，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和反映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在團結抗戰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表現形式上，提出了“大眾化”的問題，認為藝術形式必須要為群眾所能接受，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漫畫工作者，還舉行了“漫畫聯展”，揭露日寇（kou）的暴行和統治者的腐敗，反映人民的心聲，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類似的展覽在重慶、成都和昆明展出，其中“貓國春秋”漫畫展最為突出。此外，大后方的木刻工作者還聯合延安的木刻作者，舉行了國際展覽，將中國人民的抗戰斗爭和現實生活，通過木刻作品傳達到美國、英國和印度，產生國際影響。

上述國統區的進步的藝術創作，也是五四以來新文藝的組成部分，是文藝統一戰線所取得的成績，是毛主席的講話所總結五四以來23年進步文藝、革命文藝的一個方面，她們和延安文藝、解放區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共同構成新民主主義的新文藝，是《延座講話》針對的文藝創作實踐對象和進一步發展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文藝的基礎之一。

三、《延座講話》指引文藝創作新的航向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主席二次講話內容，及次年《解放日報》全文發表毛主席的講話，在解放區和大后方均產生很大影響，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反響，主要是毛主席在講話中闡述了我們黨的文藝方針，揭示了藝術和生活的關系、藝術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藝術和革命工作的關系、以及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關系，解決了藝術為什么人的問題和文藝創作源流問題，揭示中國藝術創作和發展的若干規律，對中國藝術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抗日戰爭的重要時刻舉行的，文藝工作要服從抗戰，要服從革命工作，毛主席闡明了文藝工作和黨的工作和抗日戰爭的關系，“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做斗爭”。[6]這次座談會，就是要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使文藝更好地協助其他的革命工作，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為抗戰服務，完成民族解放任務。毛主席說，我們有兩條戰線、兩支軍隊，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拿槍的軍隊，但這還不夠，還要有一支有文化的軍隊，而文化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文藝則是這支文化軍隊的主干部分。“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事業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毛主席的這一觀點闡明了文藝和革命工作和黨的事業的關系，以及闡明了戰爭年代革命文藝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對其后我們理解文藝和黨與國家事業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講話中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強調文藝創作來源于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提倡文藝家深入到工人、農民、部隊去體驗觀察生活，發揮才能創造出表現人民生活的鮮活的生機勃勃的新的文藝作品。毛主席把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文藝工作的首要問題，原則問題。以往中國的文藝，如宮廷藝術、文人藝術，主要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服務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文藝當然主要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毛主席首次倡導中國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這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抗戰爆發后，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和文藝工作者從各地、從城市來到延安，和工農兵在感情上還有一定隔閡，所以毛主席看到這個問題，要求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什么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這樣，文藝為工農兵群眾，就不是一個口號，而是要文藝家的身體力行。毛主席也指出對古代優秀的文藝作品要加以借鑒，用以提高藝術表現水平，但這只是“流”，而不是“源”。而文藝創作的源泉，就是人民群眾的生活，這是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8]毛主席的這一講話精神，既解決了文藝家應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思想問題，同時又指出了表現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創作對象與題材的問題，其藝術美學價值，即當代藝術家必須重視和表現當代生活，表現當代人民大眾的情感、斗爭、工作與生活，這為解放區根據地的文藝創作，也為大后方和淪陷區的文藝創作，以及為新中國的文藝創作，指明了一條康莊大道！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延安和全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講話精神，深入工農群眾生活，創作出大量優秀的文藝作品。郭沫若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大會結束報告》指出，經過這次大會，我們交流了許多重要的經驗，觀摩了許多重要作品，大家達到一致的認識，即毛澤東關于為人民服務的文藝方針，以及實踐這一方針所取得的巨大的文藝成就，“我們從各方面，尤其是解放區，證明了與人民結合的群眾路線是唯一正確的文藝方針”。周揚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解放區的文藝運動的報告，即《新的人民的文藝》中，概括總結了《延座講話》后七年多來的解放區文藝所取得的創作成績。這七年來，文藝的面貌，文藝工作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變，文藝與廣大群眾的關系也有了根本的改變。

周揚認為毛主席的《延座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9]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積極參加了戰爭，參加了土地改革和生產運動，部隊的文藝工作者直接參加戰斗，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在火線上進行戰壕鼓動演唱，有的甚至光榮犧牲。他們創作的文藝作品，具有新的主題、新的人物、新的語言和形式。1949年出版的《人民文藝叢書》編入 177 篇文學和戲劇作品，包括歌劇、話劇、小說、報告、敘事詩等，其中從主題和題材內容分析，表現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軍隊生活的有 101 篇，描寫農村土改和反封建斗爭的41 篇，寫工農生產的 16 篇，歷史題材 7 篇，其他包括寫干部作風的12篇，可見這些優秀文學與戲劇作品，表現革命戰爭和農民土改及工農生產的作品，占了主要部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主席文藝講話后，文藝作品在反映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工農兵生活占據主流。

美術是一種視覺造型藝術，當時的工農兵群眾，有一部分不識字，但美術形象也能欣賞，所以，解放區的美術是解放區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區的美術工作，明確接受毛主席號召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1943年后，畫報、新年畫、連環畫、新洋片、墻畫、街頭展覽，迅速發展起來。木刻也發揮突出作用，產生許多優秀作品，如方元、彥涵、王式廓、江豐、古元的作品具有中國作風，為老百姓所喜愛，如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華君武的《1948年的政治漫畫》在東北就銷售 4 萬本。油畫方面也有莫樸的《民兵出征》，雕塑有王朝聞的《毛主席胸像》，王生與劉榮夫、蘇輝合作塑成的《無名英雄像》等。畫報最為發達，參加畫報工作的有朱丹、力群、張仃、沙飛、尹瘦石、施展、陳叔亮等，膠版印的畫報在東北三年中印制200萬份，石板畫報僅華東地區有21種，已出58期，638萬份，部隊油印畫報在華北野戰軍中，兩年內出46種，印出817期。連環畫也是群眾喜愛的藝術形式，僅東北畫報社就印制了34種連環畫，印數達150萬冊。連環畫中優秀作品有邵宇的《土地》、蔡若虹的《苦從何來》、吳耕的《紅軍的媽媽》等。這些美術作品是解放區美術工作者遵循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所創作出來的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代表作品。

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對解放區的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工作進行了全面總結，同時也總結了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受毛主席文藝講話影響所取得的創作成績。這些創作成就，充分證明了毛主席《延座講話》中的文藝方針和文藝思想，是符合中國文藝實際，推動文藝發展的正確方針與思想，這些優秀文藝作品是文藝家實踐毛主席講話精神所取得的創作成就。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的《延座講話》被作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文藝方針，在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指引下，文學藝術工作者，繼承解放區革命文藝傳統和國統區進步文藝傳統，在表現革命歷史題材，反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新的生活面貌，塑造工農兵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方面，又取得新的成就，毛主席的《延座講話》，繼續指引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正確方向。

王朝聞于1992年在湖北美術學院紀念毛主席《延座講話》發表 50 周年的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的這篇講話，是一部藝術學著作，是一部美學著作，是一部藝術美學著作，“她是從哲學的觀點談如何培養我們自己成為一個夠格的藝術家的指導思想”。[10]我們今天紀念毛主席的這篇講話發表 80 周年，就是要進一步學習理解講話中包含的藝術學思想，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藝術觀念，推動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朝氣蓬勃向前發展，再創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新的輝煌！

本文作者陳池瑜，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二級教授，清華大學《藝術與科學》輯刊執行主編。原載巜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2年第5期。

（來源：藝術史論系教授陳池瑜）